在国际法的体系中，国际习惯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通过国家之间的长期、普遍和一致的行为模式确立了法律的规范，而不依赖于成文的条约或法规。然而，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并非仅凭国家的实际行为，而是涉及复杂的实践因素以及深层次的法律确信过程。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关键要素，并分析其在塑造国际习惯法过程中的作用。

一、实践因素（Practice）

实践是国际习惯法的核心组成部分。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为确定法律规则之基础的材料”包括“公认可适用的先例”以及“司法组织对该问题的决定所表示的意见”。这表明，实践中各国如何行事以及在何种情况下采取行动，对于理解和发展国际习惯法至关重要。例如，关于外交保护的习惯法原则就建立在一国对其国民在外国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实际做法上。

此外，实践不仅限于政府间的外交活动和国际会议，还包括各个层面的互动，如双边关系、区域合作和国际组织的运作等。例如，联合国大会决议虽然不是直接的国际法律渊源，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反映了成员国对特定事项的一致看法，从而可能成为习惯法发展的基础。因此，实践的多样性及其在不同层级的作用使得国际习惯法的发展具有复杂性。

二、法律确信（ opinio juris ）

要构成国际习惯法，不仅仅是实践本身，还需要有与之相伴随的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共同的“法律确信”（即认为某项行为是法律义务的要求）。这种确信意味着国家不仅是在重复某种行为，而且相信他们必须这样做是基于法律上的考虑。简而言之，法律确信是指一国相信其行为不仅是基于方便或者政策考虑，而且是受制于法律约束的结果。

法律确信的认定通常是通过观察国家的言行、外交函件、国际会议记录和其他官方声明等方式来进行判断的。例如，在1986年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中，国际法庭指出，美国的军事干预行为并没有伴随着其认为自己有此权利的法律确信。相反，美国的行为被广泛视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一案件强调了法律确信的重要性，即实践必须与法律观念相结合才能形成国际习惯法。

三、案例研究：南极洲的保护

为了更好地理解实践因素与法律确信在国际习惯法发展中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以南极洲的环境保护为例进行分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条约和协议，如《南极条约》和后来的议定书，为南极大陆提供了环境保护框架。这些条约的形成反映了一系列的协商与实践，同时也体现了缔约国对这些协义的法律效力的共同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约得到了广泛的遵守和支持，形成了围绕南极环保工作的国际习惯法。在此过程中，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各国的法律确信则确保了这些实践不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而是构成了对未来行为的持久期望。

四、结论

综上所述，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实际行动、共识和对法律义务的认识。实践因素与法律确信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不断演变的国际法律秩序。在这个过程中，理解和评估各方的行为意图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当实践与法律确信相结合时，才有可能产生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习惯法规则。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和全球化的加深，国际社会将继续探索和完善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法律标准，以确保和平、安全与发展。